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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軍擴:“十三五”: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
2019-10-30 00:00

70年輝煌成就的取得,一條很重要的經驗是五年計劃(規劃)的連續制定與實施。“十三五”(2016-2020)時期戰略機遇猶存,但戰略機遇的內涵發生了變化。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們已經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關鍵在于理解“已經”和“轉向”兩個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張軍擴接受《中國發展觀察》雜志社采訪組專訪時作上述表示。同時,張軍擴還就如何評價13個五年計劃(規劃)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當中的作用等問題發表了看法。張軍擴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區域經濟、經濟改革方面研究工作,多次參與國家經濟政策的研究和制定。

戰略機遇猶存,但內涵發生變化

中國發展觀察:“十三五”規劃建議的起草,由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掛帥擔任起草組組長,李克強、張高麗同志擔任副組長,規格之高,在歷來五年規劃建議起草工作史上前所未有。“十三五”時期,中國面臨哪些新形勢、新挑戰、新問題?

張軍擴:“十三五”時期最為突出的特點,歸納起來就是戰略機遇猶存,但戰略機遇的內涵發生了變化。

第一,從國際環境來看,和平發展仍是大勢,但局部沖突更加激烈;經濟全球化仍在發展,但貿易保護主義加劇,可以說,保護主義演變到今天這種情況是“十三五”初期大家始料未及的;全球經濟仍在增長,但受金融危機影響,復蘇困難。近二十年來,全球經濟增長總體是比較好的,但金融危機之后受到很大影響,尤其是一些發達經濟體增長長期不振。“十三五”期間有所恢復,但金融危機的影響短期難以消除。當時,我們判斷“十三五”時期全球經濟和貿易都會處在一個比較低迷的時期,這一點現在看得越來越明顯。所以,從國際環境來講,戰略機遇期還在,但內涵發生了變化。

第二,從國內看,一方面,經過多年的高速增長,我國的潛在增速和現實增速都有所回落。但另一方面,無論從發展階段、要素條件還是需求空間來看,我國的增長潛力依然很大,但要讓這個潛力充分釋放出來,變為現實增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我們付出比過去更大的努力。從經濟理論和國際經驗來講,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轉變,與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轉變,需要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樣的,內容也不完全一樣,對體制環境的要求更高了。因此,從國內來講,也是戰略機遇期猶存,但內涵發生了重要變化。

從面臨的挑戰來講,主要是三個方面。

第一,生產率增速放緩的挑戰。這個時期,由于發展環境、比較優勢和國內外供給需求條件的變化,使得生產率增長放緩。雖然這種變化是階段性變化,是符合規律的,但它會帶來經濟增速的下行,而經濟增速的下行又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因此,需要盡快通過體制、結構和方方面面的調整培育新的動能,促進生產力的回升和增長的穩定,否則,就會面臨經濟停滯不前的危險,這是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面臨的大問題。

第二,經濟社會穩定的挑戰。這個挑戰一方面是由于經濟增速下行帶來的,也有一些方面是由于發展階段的變化、前期積累的矛盾到現在集中釋放的問題,還有發展階段改變之后,人民群眾的訴求提高了。在這種情況下,不管是經濟發展、環境改善,還是社會治理等方面,如果跟不上人民群眾訴求的變化,就會形成一些不適應,就會對社會穩定產生一些影響。

第三,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挑戰。前兩個挑戰的解決都要靠深化改革,而這一點是“知易行難”。我們會受到前一階段路徑依賴的制約,也可能會受到已經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的掣肘。所以,這是不太容易的,一旦不能盡快、順利推進,就不能對有效應對前兩個方面的挑戰形成有效支撐。

總之,“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既處于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面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關鍵是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情,著力在優化結構、增強動力、化解矛盾、補齊短板上取得突破,切實轉變發展方式,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斷開拓發展新境界。

轉向高質量發展生死攸關

中國發展觀察:2017年10月18日,黨的十九大在北京召開。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對此如何理解?

張軍擴: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經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準確把握這個重大判斷,關鍵在于理解“已經”和“轉向”兩個詞。所謂“已經”“轉向”,首先意味著轉變的過程已經開始。如前所述,經過多年的高速增長,我國經濟增長的供給條件、需求條件、比較優勢等都已經發生顯著變化,潛在增長率下降,現實增速也呈現回落。在這種情況下,不論是源于政府各項促進轉型升級政策的引導和推動,還是源于企業應對市場競爭加劇的適應性調整,轉型的過程已經在進行了。從近年的發展實踐來看,不僅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不斷涌現,而且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步伐也在加快,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勢頭越來越明顯。但同時也要看到,轉型的過程才剛剛開始,新動能還不夠強大,在經濟增長當中,傳統動能還發揮著主體地位。因此,只能是“已經轉向”,而不是“已經轉變為”。要真正實現高質量發展,我們面臨的問題還不少,依然任重而道遠。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點是,這個轉向是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這一點也很重要。過去階段是高速增長,是增長導向型,轉向的階段是高質量發展,是發展導向型。區別是什么呢?就在于轉向高質量發展,就要更加強調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就要按照“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要求,從經濟、社會、政治、生態、文化這些方面全面推進,尤其要補齊其中的短板,注重其協調性和整體進展。

中國發展觀察:您認為影響這個轉向過程成功的關鍵是什么?

張軍擴:我認為,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從后發追趕型經濟體現代化進程變化規律的角度,能夠比較清楚地說明這個問題。

首先,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是后發追趕型經濟體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獨有的現象。近代以來,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可以劃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技術前沿國家的創新引領式增長,另一類是落后國家或經濟體的追趕型增長。前一種增長主要依靠的是新技術的突破和人口的自然增長,從長期來看,這種增長速度比較平穩和緩慢。而后一種增長則由于“后發優勢”的存在和作用,常常能夠在一段時間里實現比前沿國家高得多的增長速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就屬于后一種增長,即追趕型增長或壓縮式增長。追趕型增長過程中,隨著發展水平的提升,后發優勢會逐步減弱,變得不足以支撐數量型高增長,因而增長越來越靠創新驅動和質量提升,也就是說,需要從過去主要依賴要素投入的數量型增長轉向主要依靠創新和效益提升的質量型增長。

其次,對于追趕型經濟體而言,能否成功轉向高質量發展,不單是經濟持續發展問題,而是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這就是我們常常所說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雖然多種多樣,但最根本的是兩條:一條就是傳統后發優勢、比較優勢減弱之后,遲遲沒能形成新的優勢,增長動力減弱,增長過程中斷;另一條是國內矛盾突出,陷入長期動亂或混亂,發展進程受阻。這兩條都是非常重要的經驗,需要我們認真汲取,當然更需要我們通過轉向高質量發展努力加以防范和克服。

但這一點知易行難,否則就不會有那么多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困難就在于有路徑依賴,有利益掣肘,存在比較有趣的所謂“制度高墻”。所以,需要真正冷靜下來加大力度推進改革。

第三,成功實現從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的關鍵,是盡快形成與階段轉變和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體制機制。當經濟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之前的許多比較優勢會發生變化,比如低成本優勢逐步減弱、人口紅利逐步消失等,就需要轉向創新階段,而創新發展對經濟體制的要求就會比較高,不僅需要之前的基本制度保障,還需要更多的更精細化的制度,如果這些制度不能形成,增長動力的接替就比較困難,增長就會受阻。

因此,轉向高質量發展,是追趕型經濟體必須要經過的一個階段,這個階段不僅至關重要,生死攸關,而且不大容易完成。關鍵要認識其在性質上與前一個階段的不同,并不失時機地以堅定的意志推進相關改革,盡快形成與之相適應的體制機制。

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全面推進

中國發展觀察:您曾說過推進高質量發展關鍵要靠深化改革,“十三五”時期深化改革情況如何?取得了哪些成績?

張軍擴:推進高質量發展關鍵要靠改革。了解“十三五”時期深化改革情況,關鍵在于理解“全面”二字。以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標志,改革進入了全面推進階段。《決定》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心,對政治、生態、社會、文化、國防和軍隊、黨的建設等方面的改革都做了全面的部署。之后,黨中央又將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建設小康、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一起確定為新時期“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不難看出,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當中,全面改革是牛鼻子。因為不論是全面小康、全面從嚴治黨還是全面依法治國,哪個方面的推進,都離不開改革的支撐。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深化改革的推進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習近平總書記親自主持召開了40多次中央深改組、深改委會議,審議、通過了400多項重大改革方案,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共出臺了近2000項改革方案和舉措。的確,改革在一些領域也取得了顯著進展,比如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著力改善營商環境;完善生態環境監管體制,加大環保執法力度,等等。但總體來講,新時期改革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出臺的文件比較多而真正落實見效還不夠有力,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一些比較重要的改革進展相對較慢,實質性進展還有所不足。比如在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改革方面,《決定》提出的要“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在土地制度改革領域,《決定》提出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在金融體制改革領域,《決定》提出要“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等等。這些重要改革,要么仍然處在試點實驗階段,要么雖然出臺了一些改革舉措但尚未取得突破性進展。

中國發展觀察:2016年8月,遼寧、浙江、河南、湖北、重慶、四川、陜西新設立7個自貿試驗區;2018年4月,海南自貿試驗區應運而生;2019年8月,山東、江蘇、廣西、河北、云南、黑龍江6省區獲批設立自貿試驗區。截至目前,中國共設立18個自貿試驗區。請您從自貿區的角度談談“十三五”時期對外開放的深化進展。

張軍擴:建設自貿試驗區是我國新一輪深化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第一批和第二批自貿試驗區主要在沿海省市,數量只有四個,還是比較謹慎的。進入“十三五”后,在前期摸索的基礎上,自貿試驗區的建設力度加大,也存在諸多創新突破。四年來分三批布局了14個自貿試驗區,并表現出以下新變化:一是向中西部、內陸沿邊省份延伸,基本形成了覆蓋東中西部、沿海內陸沿邊的全方位布局;二是在海南全島建設自貿試驗區,面積上大大突破了“120平方公里”這一不成文約束,并在此基礎上探索建設最高開放形態的自貿港;三是出現了新拓展模式,如上海設立臨港新片區,不止面積擴大了,而且賦予了新定位,允許其制定實施優惠政策,吸引匯聚高端要素資源和產業,以打造國際競爭合作的新高地。

經過近幾年的大力推進,自貿試驗區不但完成了基本布局,而且形成了一大批制度創新成果,“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外商投資管理新制度已基本成熟并在全國推廣,自貿試驗區負面清單特別管理措施已壓縮至37條(全國版40條),開放水平和準入政策透明性大大提升,在投資貿易便利化方面的探索效果尤其顯著,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商事制度“多證合一、一照一碼”等創新舉措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制度成本,對我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和建設開放型經濟體系發揮了突出的引領帶動作用。

當然,自貿試驗區建設還存在一些問題,需要在進一步探索中加以解決。比如自貿試驗區普遍反映授權不足,開放壓力測試作用發揮得不夠充分,一些自貿試驗區特色不夠明顯,自貿試驗區的法律地位有待進一步明確,自貿試驗區申請設立、規范運營和調整退出的常態化機制也有待建立和完善。

世界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和調整,新一輪技術革命如火如荼,正深刻改變著產業布局、國際分工以及生產生活方式,全球治理體系和規則有的需要改革調整、有的需要補充制定,尤其是21世紀新議題談判和新一輪經貿規則制定存在向邊境后加快延伸的趨勢。我們要繼續用好自貿試驗區這個平臺和抓手,加強頂層設計和法制保障,強化對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的服務支撐,充分授權、簡化程序,對標高水平國際規則標準,加大開放壓力測試力度,探索新型監管,打造我國參與國際競爭合作新高地的同時,為我國改革攻艱、開放突破發揮更大作用,為我國以開放創新推動高質量發展探索新路徑、新機制、新模式。

創新驅動戰略順利實施

中國發展觀察:2016年8月16日凌晨,我國成功發射世界首顆量子科學試驗衛星“墨子號”。據了解,“十三五”規劃綱要進一步強化了創新驅動導向,中國計劃實施100個重大工程及項目。您認為落實情況如何?

張軍擴:十八大以來,中央對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把創新列為五大新發展理念之首。采取的支持和促進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包括促進“雙創”等,采取了一些促進創新發展的戰略。通過這些努力,我們經濟中的新動能不斷壯大,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不斷涌現,已經成為帶動和穩定增長的重要力量。

“十三五”規劃綱要實施以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順利。至2018年底,創新驅動發展的5項預期性指標總體進展較好。4項指標進展超前或正常(人均發明專利、科技進步貢獻率、固網及移動寬帶覆蓋率),1項指標進展相對滯后(即:R&D強度2018年為2.19%,綱要提出2020年達到2.5%)。在突出科技創新引領作用和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方面,成果較豐富,效果較明顯。一是科技創新在全面創新中的引領作用增強,源頭創新能力提升,區域創新高地繼續發力,科技與經濟融合程度加深。二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向更大范圍、更高層次、更深程度發展。三是科技體制改革繼續推進,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增強,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分配等制度激發了科研人員積極性。四是創新人才隊伍不斷壯大。

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R&D經費投入強度指標進展滯后,基礎研究的投入強度和效率都亟需提高,關鍵核心技術仍面臨“卡脖子”問題。二是在構建激勵創新的體制機制和實施人才優先發展戰略方面,仍存在一些改革不到位、政策難落地等問題。三是創新政策的普惠性仍然不足,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有待加強。四是創新發展的外部環境深刻調整,開放創新體系尚未形成。

另外,如果從廣義角度理解的話,創新驅動發展不僅是個科技創新問題,還包括模式創新、業態創新、管理創新等等,是個新舊動能轉化和發展方式轉變問題。“十三五”以來,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貢獻越來越大,但總體來看,創新驅動還不能說成為主力,新動能還不夠強大,現在增長比較快、比較大的還是那些傳統產業。

下一步促進創新驅動和高質量發展要處理好幾對關系。一是要處理好發展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與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提質增效的關系。二是要處理好制造業質量提升與服務業質量提升的關系。三是要處理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優化提升的關系,或者說,要處理好產業質量提升與城鄉建設質量提升的關系。四是要處理好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質量提升的關系。五是要處理好技術與管理的關系,我們在促進創新與發展的時候,除了重視技術的創新,還一定要重視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六是要處理好基礎與應用之間的關系,現在對創新發展來講,尤其是科技創新方面,還得更加重視基礎研究,還得更加重視教育,這兩方面都非常關鍵,否則從長期來講是很難站得住的。

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初步形成

中國發展觀察:“十三五”時期要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充分發揮“四大板塊”和“三大戰略”的疊加效應。請概括總結一下目前進展狀況、存在的問題和解決對策。

張軍擴:“十三五”期間,從區域發展戰略的角度,總體來講關鍵詞是“深化”和“拓展”。首先是區域協調發展總體戰略的深化和拓展。“十三五”期間,四大板塊戰略政策方面都有新的動作,都在根據實際情況變化更新戰略思路,提出新的舉措。

—更好發揮東部地區發展引領作用。支持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出臺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和三年行動計劃,重點領域建設已經啟動,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區總體方案正式印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規劃邁出實質性步伐,內地與香港、澳門簽署《CEPA貨物貿易協議》,要素流動更加便捷高效。山東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積極推進,海南自由貿易港啟動探索。

—大力支持中部地區加快崛起。制定《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規劃(2016—2025年)》,中原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快速發育,著力打造武漢東湖、長株潭、鄭洛新、合蕪蚌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等創新發展平臺,推動安徽皖江、湖南湘南、湖北荊州、晉陜豫黃河金三角、江西贛南等地積極承接產業轉移,加快發展現代農業和先進制造業。2018年中部地區生產總值、投資、消費等增速均居四大板塊之首,為穩定全國經濟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推動形成西部開發新格局。制定出臺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規劃建設西部陸海新通道,持續提高基礎設施水平,西部地區開放條件顯著改善,對外貿易快速增長。多措并舉推進脫貧攻堅工作,西部地區農村貧困發生率由2015年的10.6%下降到2018年的3.2%。

—深化改革促進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針對東北老工業基地改革轉型特別是民營經濟發展出臺系列政策文件,著力推動東北地區營商環境改善和體制機制改革,協調東部地區發達省市與東北地區開展對口合作,不斷發揮大連金普新區、哈爾濱新區、長春新區、中德(沈陽)高端裝備園等開發開放平臺支撐作用,推動區域經濟筑底回升。

—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京津冀大氣質量明顯好轉;設立雄安新區,完成新區規劃頂層設計,進入實質開工建設;高標準建設通州行政副中心,北京市機關已搬遷入駐。

—堅持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總體規劃和重點領域專項規劃相繼出臺,生態環境保護專項行動、重點工程建設全面展開,沿江區域產業轉型升級和新型城鎮化建設持續推進。2019年1-4月,長江經濟帶Ⅰ—Ⅲ類水質斷面比例為81.2%,地表水環境質量總體優于全國平均水平。

—扎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斷凝聚國際共識,持續擴大合作領域,大力推進“六廊六路多國多港”建設,目前,已有15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協議,中歐班列已聯通亞歐大陸108個城市,累計開行1.3萬列,2018年我國同“一帶一路”國家貿易總額超過8萬億元。

其次是區域協調發展理念的深化和拓展。過去我們講區域協調發展,更加強調通過特殊優惠政策促進一些區域的發展。習總書記最近有一個關于區域協調發展的講話,非常重要。他指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首先要進一步促進要素流動和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其次要發揮好主體功能區的約束作用,再是要高度重視和大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他強調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中要尊重經濟規律。什么規律?主要是要素流動、集聚和城鎮化的規律,當然要同時兼顧好效率與公平。為此,首先要保障市場的統一和公平,要讓要素順暢流動,讓市場機制在區域當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是第一位的。第二就是要大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各地區位、資源、基礎不同,發展水平各異,但不論身在何處,人民群眾應當都能享受到大體相當的國家基本公共服務。第三就是要對有特殊困難的地方予以支持,對于生態脆弱區域加以控制,不管什么地方的發展都要與生態環境相適應。這些理念都在調整,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總體來看,“十三五”時期我國區域協調發展取得積極成效,但同時,我國也面臨區域發展差距較大、部分地區發展內生動力不足、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法律體系不健全等問題。“十四五”時期,要進一步加大對欠發達地區和資源型地區的支持力度,加快構建以城市群為主體的城鎮空間格局,著力推進城鄉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構建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有序推進產業轉移,加快形成分工合理、優勢互補的區域發展新格局。

著力補齊小康短板

中國發展觀察: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之年。習近平總書記4月22日上午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補短板問題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落實情況。目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有一些短板,如何加快補上,實施精準攻堅?

張軍擴:補齊小康短板很重要。補齊小康短板,首先要認識小康短板,而認識小康短板,首先要認識什么是小康。

其實小康是一個中等收入的概念,但是中等收入這個概念中國人聽不大懂,所以用了一個中國人能聽懂的概念。有一個說法比較形象,小康就是雖然不富裕,但日子還好過。因此,我們要補短板,要從雖然不富裕、日子還好過這點去找我們的短板。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由于我們發展的不平衡帶來的,有一些人收入還達不到小康標準,所以,他日子還不好過。有些特殊的區域、特殊的人群,例如老弱病殘、集中貧困區,我們還是要通過加大扶貧攻堅這些方面的力度,去解決它。

經過幾十年的奮斗,可以說,我們已經基本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但不可否認的是,現實中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項。克服這些短板和弱項,是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后一公里”。

一是從群體構成看,主要是老弱病殘貧困人口脫貧問題。這部分社會群體已經全部或者部分喪失勞動能力,很難通過當地產業的發展、自身就業能力的提升來實現脫貧。要實現這一部分群體脫貧,需要加大在衛生、教育、養老等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力度,通過社會保障進行兜底。同時,還要建立精準識別和動態管理機制,防止出現已經脫貧人口因病返貧、因殘返貧的情況。

二是從區域分布看,主要是深度貧困地區脫貧問題。這些地區往往自然條件惡劣,經濟基礎差,交通等基礎設施薄弱,發展的內生動力不足。要實現這些地區脫貧,必須加強中央統籌,在產業布局、資金投入、人才支持等方面加大傾斜力度,將更多扶貧資源向深度貧困地區集聚。有條件的地方要進一步加大生態扶貧、異地扶貧搬遷力度。

另一方面,與民生公共服務密切相關。近年來,通過中國民生調查項目我們發現,人民群眾有時面臨的一些民生問題,不一定都與收入水平相關,比如上學入托、醫療衛生、環境質量等方面,也存在不少民生的短板,也要努力去解決。從對策上來講,一個是集中財力,加強重點。二是加快相關的體制機制改革,比如教育、醫療這些方面。三是政府職能的轉變,特別是加強相關領域的政府監管,比如食品安全等。

五年規劃能夠集思廣益,智庫肩負重要使命

中國發展觀察: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國力不斷提升。如何評價13個五年計劃(規劃)在經濟社會發展當中的作用?

張軍擴:五年規劃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重要內容,對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現在一些外國朋友談起中國經驗,都會提到五年規劃,我們到國外訪問交流,五年規劃也是他們比較感興趣的一個領域。

那么,五年規劃為什么能夠發揮作用?其實,五年規劃是中國式協商民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式,它是一個集思廣益的過程,發揮著總結經驗、分析形勢、確定目標、明確任務和舉措等作用。比如現在開始討論“十四五”規劃,我們首先就要總結“十三五”做得怎么樣,哪些地方做得比較成功,哪些地方做得不怎么成功,經驗是什么,教訓在哪里,哪些需要堅持,哪些需要調整,等等。在這個基礎上,再分析“十四五”發展面臨怎樣的形勢,目標、戰略、政策如何確定。

五年規劃之所以管用,在于它不僅能夠集思廣益,還能提振信心,統一思想,保持政策連續性。當然,特別需要強調的一點是,不是所有國家都能搞這個五年規劃(計劃),或者搞了也不一定能夠取得好的效果,它需要一定的條件,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在我國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這是關鍵。我國五年規劃的重要判斷和戰略,都是在黨的會議上決定的,而且一旦定了之后就在全國學習和貫徹落實,一步步往前走,不是所有的國家都有這樣的條件。

中國發展觀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是我國重要的國家高端智庫,您作為中心領導,如何評價智庫在我國過去幾十年經濟社會發展歷程中的角色和作用?面向未來,在國際國內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過程中,智庫又將擔負怎樣的責任與使命?

張軍擴: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是我國改革開放的一項重要內容,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成立于改革開放初期,就是適應改革開放和決策科學化、民主化需要而產生的。40多年來,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發展的不同時期,中心都參與了國家重大決策的研究和論證,提出了不少重大的意見和建議,對我國的現代化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面對新時代、新形勢、新任務,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特別是發揮智庫作用尤為重要。因為現在國內外形勢變化很快,形勢越來越復雜,決策需要考慮的因素越來越多,從而對決策咨詢服務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既要求我們有戰略謀劃,也要有戰術性的意見。從國際經驗來看,任何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戰略謀劃和戰略實施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智庫在未來的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將會肩負越來越重要的使命。

與智庫所肩負的使命相比,我國智庫的發展還有一些不足,也面臨一些問題。最突出的有兩點。一是智庫數量雖然不少,但質量參差不齊,尤其是具有較強專業水準和戰略謀劃能力的高水平智庫尚顯不足;其次是智庫在人才、經費等管理體制方面還存在諸多不適應的地方,這一點在政府智庫方面表現尤為突出。黨中央高度重視智庫的發展,習總書記多次作出重要批示,他指出,智庫不僅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內容,要探索適合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要提高戰略謀劃和綜合研判能力,為黨中央、國務院決策提供高質量的咨詢服務。習總書記的指示,不僅明確了新時期智庫的定位和使命,也指出了問題,提出了下一步努力的方向。我們作為智庫工作人員,要把總書記的要求落實好,使我國的智庫得到更好的發展,為國家的現代化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發展觀察》雜志社采訪組

成員:車海剛 張詩雨

楊良敏 馬玉榮

執筆:馬玉榮

作者:《中國發展觀察》雜志社采訪組(執筆:馬玉榮)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2019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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